司法機關只能依據立法機關經過立法程序而明定之法條判定罪行，不得比附援引近似之條文科罪論刑，作為新創或擴張可罰範圍或加重刑罰或保安處分之方法。例如倘若刑法規定「在於車站或埠頭竊盜者為加重竊盜罪」，目的係因車站或埠頭乃供人旅行之地，旅遊證件與行李失竊較普通竊盜更嚴重，但竊盜案如係在航空站發生，航空站亦為供人旅行之地，但因非法律條文所明定的加重要件，則不能因其與車站、埠頭性質相同，而以類推適用的法理包含之，仍應論以普通竊盜罪。

構成要件與罪責必須由法律所明定，立法者在立法時雖然可採取不確定法律概念之立法技術，但該不確定法律概念需具有可預測性、可司法性，倘不確定法律概念範圍過於空泛，導致審判者或執法者均有恣意解釋之空間時（例如：以「行為不檢」、「奇裝異服」作為犯罪構成要件），即有違明確性原則，自與罪刑法定之意旨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