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水災後重建工作備受矚目，政院下達興建「永久屋」為原則，一度傳出組合屋政策喊卡，出現政策大轉彎，逼得劉揆急忙澄清，政院只是要「節制」組合屋，有必要時還會興建，其實救災工作需要緊急如星火，但重建工作則要緩穩如泰山，施政的步調和力道有所不同，尤其災後原住民對於永久屋存在許多疑慮，政府若不正視化解，反而製造更多社會問題。

　興建永久屋牽扯遷村問題事關重大，政府必須細膩處理，不能單一政策貫徹到底，目前災區出現的永久屋、中繼屋或組合屋等安置型態，其實各有災區不同脈絡與背景，如果安置和重建工作可以順利結合，當然是節省資源浪費，又加快行政效率，但過於簡化，迷失盲從，也容易衍生後續重重問題，反而引發民怨。

　原住民團體日前痛批重建特別條例的「遷村條款」淪為「滅族條款」，災區十七個原住民團體近日也串連發出公開信呼籲慈濟基金會暫緩永久屋，他們感受到慈濟的善心大愛，但唯一擔心的，其實是失去「回家」的路。原住民命運和土地息息相關，災後當然也期待能夠早日重建家園，但房屋有了，卻失去了山林土地和文化習性，原住民族群也會失去了靈魂。

　沒有人願意住在危險的生活環境中，八八水災後，大社會若把水災的傷亡悲劇歸咎是原住民不願撤村，都是過於簡化問題。水災氾濫其實是結構性問題，包括不當開發、濫墾濫伐、超限利用與過度觀光發展等多重因素，弱化的部落主體早已難擋政府和財團聯手的開發力量，在國家機器和資本主義橫行下更顯支離破碎，政府和開發商難逃破壞山林的責任，原住民不過是共犯結構下的一份子，卻承擔了自然反撲的苦果，完全不符環境正義的原則。

　祖靈的土地如今卻變成殘破的家園，長期居住在這片山林的原住民情何以堪？　承擔歷史和全民共業的原住民，還要被迫面臨遷徙流離的命運，遷村的問題是生命中難以承受的沈重。大社會動輒扣上「災民不願撤離」的大帽子，豈能瞭解背後的複雜因素？欠缺多元族群認知的社會，徒然粗糙的指責與歸因，只會加深原住民的傷痛。

　原住民過去也有自然遷徙移動的歷史，也有遷村的神話故事，老祖先遷村就是為了尋找安全的基地和延續部落發展，他們並非食古不化，死守土地，只是反對「粗糙遷村」的決定，擔心部落就此消失。

　日據時代為了方便統治與管理，使出鐵腕強迫原住民遷村，殖民統治血淚斑斑，儘管到了國民政府時代，政府推動的遷村經驗讓他們同樣飽嚐苦果，以好茶為例，魯凱族人在一九六八年從舊好茶搬遷到好茶部落，老人家老早預言這是水路的土地，如今果然被洪水和土石流淹沒，同樣的苦悶與無奈又綑綁在這次受災的民族村、民權村等地的居民身上。

　傷痛仍在，立法院如今又挾水災檢討，強渡重建條例的遷村法源，龐大的歷史陰影急撲籠罩著脆弱的災後原住民，他們當然擔心過去痛苦的遷村經驗重蹈覆轍，儘管法令規範必須取得原住居者的共識，他們也失去了信心，唯恐原住民再度「被迫」離開家園和土地。

　魯凱族人台邦．撒沙勒說，政府過去行政欠缺對原住民社會的瞭解與認同，動輒運用各種威脅利誘手段形成「共識」，包括利用族人不瞭解法令，不知道爭取自己權益的弱點，但未必真正代表部落聲音，「這是一種粗暴的共識！」

　台邦．撒沙勒回顧自己族人流離動盪的命運，他們為了遷村問題，討論將近兩年，前後大小開會超過五十場，好不容易形成共識選定家鄉附近的瑪家農場，屏東縣政府始終還是因為缺乏經費無法取得土地，部落心願難以成全。如今大水一來，外界團體和政治力量介入影響，變數又增添。

　他瞭解，部落需要時間形成共識，但粗糙的決定只會加深居民傷痕，欲速則不達，政府如果抱著解決「問題」心態，從安置、溝通、選址、搬遷等繁複工作難以細膩處理，反而卸責怠惰提出多元圓滿的解決方案，去滿足不同訴求的聲音。在遷與不遷的絕對二元選擇下，表面看似「尊重」，背後還是另一種「強迫」，淪為另一種威權主義的化身，留下更多後遺症。

　或許外界難以瞭解，同樣是災民，原住民何必如此在意集體遷村、文化連結和土地情感，大難來時災民各自飛，設法自保就好，事實上，這就是原住民存在的核心，也是族性差異。土地是原住民的文化母體，是部落存在的根源，也是族群存在的命脈。一九八五年的全球原住民議會上，原住民痛陳：「除了直接射殺我們之外，最有效消滅原住民的方式便是將我們和土地分開。」

　離開了土地，文化消失了，族人連結斷了線，原住民就剩下軀殼，這無非就是扼殺了原住民族群的集體性，戶籍謄本登記的身分，最後只剩下享受政府優惠政策的意義，這也難怪原住民高喊「滅族」的危機。解決災後原住民重建的問題，不能視為個人化，必須從集體權思考，不然容易淪為滅族的無形殺手。

引用:

http://blog.chinatimes.com/uidy/archive/2009/09/08/430303.html